商標維權不該是一場無邊界“碰瓷”| 新京報專欄
近日，河南一農村超市因取名“人人樂超市”遭深圳同名公司起訴。圖/新京報我們視頻截圖
逍遙鎮胡辣湯和潼關肉夾饃引發的維權爭議，使得國家知識產權局于11月26日站出來回應，官方的態度可以總結為：維權要理性、收費勿任性。當日下午，潼關肉夾饃協會公開發布致歉信，對潼關肉夾饃商標進行維權一事，向全國廣大肉夾饃經營者道歉。
權利人主動致歉并停止維權，似乎給事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然而，因商標問題產生的類似糾紛并未休止。近日，河南一農村超市因取名“人人樂超市”遭深圳同名公司起訴；昆明6家叫“眼鏡”的餐館因店名中含有“眼鏡”二字，被用“眼鏡”注冊商標的商標權人起訴。
依法維權還是“濫用權利”？
上述這些商標維權，往往針對中小微企業經營者，從而引起大公司是否利用知識產權“敲詐”弱勢群體的質疑。
從知識產權權利的有效性和穩定性來說，商標權是由國家知識產權局審批的知識產權，在權利人商標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權利人既有實體權利，也有主動維權的程序性訴權。換言之，如果權利人不是明知其存在權利瑕疵而發起訴訟，那么就不應被任意貼上“濫用權利”的標簽。
潼關肉夾饃協會向全國肉夾饃經營者道歉：立即停止維權。視頻/新京報我們視頻
在我國目前知識產權法律和政策還是強調嚴格保護和快速保護的背景下，權利人的維權行為既是保護自身權利，也是凈化市場，維持正當競爭秩序的必要之舉。
如果案件被告、社會公眾或主管機關認為相關商標違反《商標法》的禁止性規定，可以通過商標法給予的救濟程序，對相關商標發動撤銷、注銷或無效程序。雖然宣告注冊商標無效的決定或者裁定并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商標注冊人的惡意訴訟給他人造成的損失，應當給予賠償。
況且，如果真的存在知識產權惡意訴訟，即權利人對于訴訟缺少法律和事實依據是明知的，且權利人期待通過訴訟程序，直接干擾商業上的競爭者，如果造成對方的利益損失，相關受害人也可以得到法律的救濟。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1年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規定》時，便將“因惡意提起知識產權訴訟損害責任糾紛”作為一類案由正式寫入規定。
總之，在法律沒有給予存續商標否定性評價之前，商標的法律效力不容質疑。商標權利人對商標的專有權得到《民法典》和《商標法》等法律的認可。同時，保護商標權在內的知識產權也是我國履行WTO《與貿易有關知識產權協定》和諸多自由貿易協定的國際義務。
商業化維權模式被普遍運用
人人樂集團客服人員回復新京報記者稱，商標侵權案委托第三方機構負責。記者在裁判文書網檢索發現，人人樂在全國多地均有商標維權糾紛。第三方維權“廣撒網”的身影進入公眾視野，也引發一些爭議。
人人樂連鎖商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國多地均有商標維權糾紛。圖/中國裁判文書網截圖
事實上，權利人維權行為既可以自己親力親為，也可以委托律師事務所等外部專業力量進行。
在律師收費模式中，民事訴訟允許實行風險代理，即律師事務所根據客戶（權利人）實際獲得的賠償額而收取一定比例的律師費。甚至在實踐中發展出專門的訴訟投資業務，即在訴訟活動中，因當事人無法或不愿支付有關維權費用時，由第三方投資機構先行墊付，待案件勝訴及回款后，第三方投資機構按照與當事人的約定，獲取一定比例收益的方式。
無論如何，當律師事務所與客戶利益深度捆綁一致時，律師事務所可能為了更加豐厚的回報而發起多個維權訴訟。客觀上，律師因訴前法律檢索、取證等投入和付出，隨著案件數量的上升，其邊際成本逐漸降低，維權的利潤相對得到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外包的商業化維權模式本身并不為法律所禁止，并且在實踐中已經得到較為普遍的運用。
導致混淆是侵權與否的關鍵
此外，在云南“眼鏡”侵害商標權糾紛以及人人樂同名案件中，均涉及注冊商標的專用權。該權利以核準注冊的商標和核定使用的商品為限。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的，屬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
但是，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如果沒有導致混淆發生，則不屬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
因此，侵權與否，不是僅僅原告訴狀或舉證就能得出結論的。具體個案中需要判定“相同商品”、“相同標識”、“類似商品”、“近似標識”和“混淆可能性”等多個因素。
即便權利人商標曾經作為馳名商標獲得跨類保護，也不必然得出在另一個案件中，權利人的商標依然馳名或長期馳名的結論。例如，把他人的“人人樂”商標作為企業字號使用，只有在誤導公眾時，才構成不正當競爭。
即便是行為人的確使用了相同的標識，《商標法》還賦予商標使用人“正當使用”和“善意銷售”等多種合法抗辯。如前所述，商標侵權的判斷是比較專業的，需要原被告雙方在訴訟中保持力量均衡。作為被告的中小微企業可能缺乏專業力量支持，可以請求法律援助，在專業力量的指導下據理力爭。
如果權利人在多個案子中沒有獲利，自然也就不會再提起訴訟，但如果被告放棄答辯、不去應訴或匆忙和解賠錢，那么可能產生對被告不利的局面，這就相應地助長了原告維權的氣勢。
知識產權的申請、注冊和民事訴訟活動都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法律不允許惡意訴訟維權獲利，當然也不鼓勵被告去帶節奏反對權利人正常維權。提起訴訟缺乏法律上的依據和事實上的根據，是判斷惡意訴訟的核心標準。
最后，我們不應忘記，知識產權的申請應以善意使用為目的，權利人應當對自己的知識產權投入時間和精力并悉心經營，提高所附著的商譽。如果權利人在獲得權利后，并不實際使用和經營，或者只是象征性使用，待價而沽，或擇機起訴獲利，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比例協調的原則對爭議作出裁決。
而比例協調就是要合理確定不同領域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和保護強度。根據侵權行為的性質、作用和侵權人主觀惡性程度，恰如其分地給予保護和確定賠償，當然也包括不予賠償。
非法存在的“權利”應該及時得到糾正，但個案的評判還是應交給法官，外包的商業化維權模式可以錦上添花，也可能助紂為虐。
